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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汉简所见汉赋考

时间:2015/1/22 16:03:32 浏览:1222

    我国古典文学蔚为大观,作品灿若星河,惜传世屡遭讹脱窜伪,以至今人难辨其本来面目。出土简帛中,虽文学作品鲜见,然属原始手稿,故其在文学史、目录学方面价值弥足珍贵。

敦煌汉简,绝大部分为官文书,文学作品完整者仅一,据《敦煌汉简释文》并句读如下:

日不显目兮黑云多,月不可视兮风非沙;从恣蒙水诚江河;洲流灌注兮转扬波。

辟柱到忘相加,天门徕小路彭池;无因以上如之何!兴章教诲兮诚难过。[1]                                    2253

此简为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在敦煌哈拉淖尔湖岸T22d烽燧(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编号38号烽燧)西南侧灰堆中所获,斯氏编号T22d 021现藏伦敦大英图书馆。

一、形制

按:董珊:“该简据大庭修调查所得尺寸,该简长为240毫米,宽26毫米,这个规格的书写材料,即汉代所谓的‘尺牍’。该简有两行59字,其中三个小字是抄后校补。[2]观其图版,长宽尺寸不误,“尺牍”之说笼统。简牍形制有简、、牍、觚、检、楬、符、削衣之分,功能有别。《说文》曰:简,牒也。椠,牍朴也。 [3]简是简牍的最基本形式﹐或称札﹐用竹或木制成。一般长约23厘米,宽度约在0.51厘米左右,相当于汉尺一尺。

牍,多为木质,其长度与普通简相同﹐宽则是简的好几倍。多用来写书信﹑契约 ﹐或抄录医方﹑历谱﹐敦煌﹑居延出土的过所(通行证)也多用木牍抄写。墓中发现的木牍多是记随葬品的赗方遣册《论衡·量知篇》曰: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4]《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5]《后汉书·北海靖王兴传》:及寝病,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李贤注:《说文》云:牍,书版也。盖长一尺,因取名焉。[6]

另外还有一种简﹐宽约2厘米左右﹐每简上抄写两行字,也可编连成册,其形制或作平面,或呈屋脊,这种简专称为两行。出土汉简中不乏其例,如“两行百,札二百,绳十枚,建昭二年二月癸酉尉使付第廿五”(EPT.59:154A)由此可知,就该简形制来说,属两行。

二、体裁

斯氏将第三次考察中亚掘获的166枚汉简先交沙畹考释,沙畹逝世后,又转交其高足马伯乐继续工作。其时,中国学者张凤在法国受业于马伯乐,回国时带回了马伯乐存放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时所获简牍照片和出土编号。1931年,张氏在上海有正书局出版了《汉晋西陲木简汇编》,其中将斯坦因第二、第三次所获简影汇为一编,并对第三次发现的简文作了考释,让国人提前20多年看到了这批简牍的全部内容﹝马伯乐的著作《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迟至1953年才在其妻的多方奔波下得以在伦敦出版﹞。其中,张凤将该简分类归入风雨诗。李正宇先生在《试释敦煌汉简<教海诗>》一文质疑指出:“余读此诗,虽见有‘风非沙’之句,却不兼涉‘雨’事,同‘雨’了无干涉,初觉其拟名未妥。进而细研读,方知此诗并非写风状雨的《风雨诗》,而是一首抒愤谕世之诗,其末句有‘兴章教诲’之言,因据以改拟其名为《教诲诗》”。[7]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董珊在《敦煌汉简风雨诗新探》一文中认同张凤对该简的命名及归类。另外,中山大学古文献所许云和在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网站首发《敦煌汉简<风雨诗>考论 》一文认为:“《风雨诗》是八言八句的骚体诗,其中所缺‘兮’字为抄者所省”。[8]

上述析论,笔者很难苟同。诗赋有别,古人早已鉴识。《汉书·艺文志》论赋曰“感物造端,材智深美”;[9]陆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10];郑玄:“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11]刘勰:《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 体物写志也。[12];刘熙载:“赋从贝,欲其言有物也,从武,欲其言有序也”,“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叠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13]

汉代前期以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文治武功的铺陈性大赋着称。东汉中叶后,宦官外戚专权,政治腐败,国力衰微,祸乱频起,汉赋从思想内容到体制和风格都开始转变,结构宏大、千言以上专以铺采摛文为能事的散体大赋衰微下去,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兴起,开始这一转变的是张衡的《归田赋》,还有蔡邕的《述行赋》、祢衡的《鹦鹉赋》。最具代表性的是赵壹的《刺世疾邪赋》。

品察该简牍遗文,形式上字为衬,通篇句句押韵语言上丰辞缛藻大肆铺陈,艺术手法上体万物之情,穷极声貌的夸张。因此,从文学史文体嬗变的角度看,该简牍遗文当归入汉代小赋。王国维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14]此论意味深长矣。

另外,这篇佚名无题的汉赋也非敦煌汉简仅见。1979年,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西汉晚期一枚残简:

□书而召干备问之干备对曰臣取妇二日三夜去之乐游,三年不归妇□[15]      496

此处所引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的《敦煌汉简释文》,实际仅是中华书局版的繁体的简化。其释文之误后来被裘锡先生指正:

书,而召韩朋问之,韩朋对曰:臣取妇二日三夜,去之来游,三年不归,妇 [16]         

裘锡先生考证认为“这枚残简所保存的汉代韩朋故事的内容极少,但是从其叙事方式可以看出,其风格近于《韩朋赋》而远于《搜神记》,而且原来的全文一定相当长。”同时,裘锡先生还指出这段文字与敦煌本《韩朋赋》中“入门三日,意合同居”等语基本相合,为韩朋故事的片断,并据此判断这篇韩朋故事的体裁可能是赋体

当然汉简中所见汉赋也并非仅此两例,尹湾汉简中就有完整的《神乌赋》一篇银雀山汉简中也有《唐勒赋》一篇。对这些原始的出土文献综合比较研究,我们将会大大深化和拓展对汉赋叙事内容、风格嬗变的认识,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

三、遗文作者及时代

许云和据李正宇先生、斯坦因的研究分析指出:“T.ⅩⅫ.d为汉代中部都尉防区,属平望候官辖地。……这个烽燧在敦煌长城沿线诸多烽燧中应该算得上是一个较大的烽燧,不知斯坦因为何称其为小烽燧。汉代烽燧机构一般称,少者三至六人,多者十人。这个烽燧为大烽燧,驻人就应在十人左右。考《通典》,‘一烽六人:五人为烽子,递如更刻,观视动静,一人烽率,知文书、符牒、转牒。’可知当时每一个烽燧中有一个专管文书的烽率,为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包括《风雨诗》在内的这十几枚汉文木简,应就是这个烽燧的烽率所掌管的文书。公文、账簿、信函是公有的东西,但字典、文章、歌诗之类就应该是属于烽率自己的东西了,这就可以说明,此篇《风雨诗》正是这个烽燧的烽率抄录的作品。”

至于《风雨诗》的来源,应该是当时的某种人物传记,而最有可能是那些记录郡国名宦事迹的郡国之书,如耆旧、节士、名德及先贤传之类。汉代写人物传记似乎有个传统,这就是在描写人物形象时常辅以诗歌的手段,比如《史记》、《汉书》纪人物,就多用人物自作的诗歌来表现其心迹和行状,……郡国之书的兴起,乃在东汉时期,……《风雨诗》的事迹既不见诸《史》、《汉》及《后汉书》,则自当出于东汉的郡国之书。如此,则其创作于东汉可知。作者应是汉陇西、天水或安定郡的郡守,按后来制题的惯例,诗当题作《陇西太守××歌》、《天水太守××歌》或《安定太守××歌》。至于其抄写时间,也应在此时,这可以由这批木简的发掘情况得到证明,据斯坦因《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这批木简在发现时是归于一处,且都是东汉的文书,并无其它朝代的东西在内,从其着见的年代来看,最早的是汉光武帝建武廿三年(公元47年)十一月丁卯,最晚为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九月十二日,其间相隔差不多廿年的时间,《风雨诗》就应在这廿年间抄成。

对该简牍遗文的创作时代,许氏证据可靠,论证雄辩全面,结论让人信服,然对作者的认定却多有臆测之嫌,许氏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说烽率掌管公文、账簿、信函,那是分内事,认为字典、文章、歌诗之类也属于烽率,这样的结论就有些武断了。 

烽率专职掌管官文书,并不意味着烽率也垄断私文书,其它烽子也有创作军旅文学的权利,况且汉代也非常重视边塞戍卒的文化教育,这一点,有简牍研究者已撰文论证,本文不再赘述。至于该简牍遗文来源,许氏之说更嫌牵强。试想,边塞烽火连天,环境荒凉,戍卒心情寂寥、燕然未勒归途无计,情动于衷,发至于外,以业余文学创作宣泄胸中垒块也在情理之中,难道独烽率有如此万千感慨,替郡国名宦宣传?因此,笔者谨认为该简牍遗文也是一篇难得的边塞军旅文学佳作

、训诂

董珊训,俫-彭池为滂沲 “章”为“彰”,“兴”为“作”。除此之外,董珊还对遗文所涉“蒙水”、“天门”详加史地考证,认为“蒙水”当指山东蒙山山阴的蒙水,“天门”是东岳泰山的南天门。进而指出“从二者地理关系来看,此诗描写的是登泰山的种种艰难险阻,可能与秦始皇封禅泰山之事有关”。

徐云和引《水经注》、《山海经》有关记载认为“崦嵫山汉称邽山,即今天水市区西北的凤凰山,自古被尊为秦州镇山,蒙水即发源于凤凰山的罗玉河,洋水则是穿市区而过的藉河”;引《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九、《禹贡锥指》卷十一、《甘肃通志》卷五人为“就渭水水道观之,此天门当指天水郡冀县天门山”。引《甘肃通志》、太平寰宇记》卷三十四、《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七等文献认为“彭池原是以彭池而得名,盖彭池消失后化而为原,人以其名名其所在区域”。通过以上的考释,徐云和指出“《风雨诗》写的是一场由大风雨引起的大水灾,它起于蒙水、由天门峡谷直下、冲毁彭原池,殃及陇西、天水、安定三郡。这次水灾来势凶猛,使房屋辟柱槙到,给三郡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此次水灾,史无明文记载,但我们通过此地山川地理的考察还是可以了解到其风雨水患的一些情况”。就该简牍遗文的主旨,徐云和据末一句兴章教海兮诚难过认为 “‘兴章教诲’意即‘发宪布令以教诲’,谓向受灾百姓发布朝廷的赈灾措施,以教谕、安抚百姓。这就意味着诗的作者应是陇西、天水或安定郡的郡守,因为受灾范围这么广,能够做‘兴章教诲’之事的恐拍只能是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了。而‘诚难过’一语则说明,在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过后,这位长官奉旨巡视灾情,安抚百姓,看到治下满目疮痍、哀鸿遍野的情景,心里无比沉重,于是写下了这首《风雨诗》,来表达自己哀愍百姓的痛苦心情”。

李正宇先生认为,“非”当读“排”,《释名·释言语》:“非,排也”。《说文解字·手部》:“推,排也。”知“排”亦“推”也,“风非沙”即风推沙、风扬沙;“蒙水”,小水也,《太平御览》卷八百七十三休怔部二·水条引“《礼斗威仪》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则蒙水出于山。’(三国·魏)宋均曰:‘蒙小水也’”; “天门”,天庭之门,《楚辞·九歌·大司命》:“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天云。”后亦代指帝京;“徕”通来。“小”通少。“池”读tuo”“彭池”,即黾池,《盐铁论·毁学》云“商鞅困于彭池。”《史记·商君列传》载“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口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杀之于郑黾池”《集解》引徐广曰“黾或作彭。”二字皆双唇音,为双声通转。又,“黾”本意为青蛙,“黾池”义即蛙池,此诗将天门与彭池(蛙池)对举,盖以天门与蛙池互为比衬,比喻作者“曾经沧海”,何羡蛙池之意。

比较三说,董珊之论天马行空,视天门为泰山南天门,进而附会始皇封禅泰山之事。联想和想象可谓宏富,然稍加推敲却破绽百出。李白诗云:“天门中断楚江开”,此处天门难道也是泰山南天门?就文本言,无论怎么咬文嚼字望文生义,也无法捕捉到与始皇封禅这样的礼制大事关联的信息,显然纯属无稽。

徐云和考论征引文献可谓洋洋大观,然稍加体察,其路径和董珊如出一辙。既然大江南北、陇右、山东都有“天门,你怎么断定该简牍遗文所涉及的地名为天水郡“天门?至于该简牍遗文的主旨,徐云和之说也难脱牵强之嫌,陇西、天水或安定郡的郡守的作品如何被远隔两三千里、互相无统帅隶属关系的西陲敦煌边塞熢卒所抄录?难道只有位高权重者才有资格“兴章教诲、“哀愍百姓痛苦”?如是,《左传·曹刿论战》“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则作何解释?屈原放逐后“长太息兮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又如何理解?

李正宇先生的考证则深得乾嘉学派考据、训诂真谛,持之有故, 言之成理,故结论让人不得不折服。

、小结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2253号敦煌汉简乃东汉前期屯田戍边佚名士卒即兴创作的一篇无题汉赋。该赋以戈壁大漠诡怪气象写景状物抒情,苦涩、牢骚而不失豪放,通篇贯穿个人身世之感、时事生存之惑,真实反映了西陲边塞戍卒艰辛的军旅生活。就文学水准言,该无题小赋细腻熨帖地展现了戍边士卒的性情世界,生动入微地展示了其志不获伸、意不得抒的情结,戍边士卒的生存环境、内心世界以及创作心态宛然在目。与传世汉赋相比,也不失为一篇难得的汉赋佳作。

参考文献

[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07页。

[2] 董珊:《敦煌汉简风雨诗新探》,《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三十六期,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20083月,第38页。

[3] 许慎:《说文解字》 中华书局200561版。

[4] 王充:《论衡·量知篇》,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二年71版,第81页。

[5] 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09页。

[6] 范晔:《后汉书·北海靖王兴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557页。

[7] 李正宇:《试释敦煌汉简<教诲诗>》,《转型时期的敦煌语言文学》,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69页。

[8] 许云和:《敦煌汉简<风雨诗>考论 》,简帛网《电子月刊》第45辑,200998日,第36页。

[9] 班固:《汉书·艺文志》, 中华书局,19626月版。

[10] 陆机著,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123页。

[11]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大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610页。

[12]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诠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第1版,第610页。

[13] 刘熙载:《艺概·赋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2月第1版,第87页。

[14]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自序》,中国戏曲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

[15] 吳礽驤、李永良、馬建華釋校:《敦煌漢簡釋文》,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57頁。

[16] 裘锡圭:《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2月第1版,第399页。

:敦煌汉简2253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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